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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他们”_叙事传记_好文学网

2019年11月23日 - 古典文学

说到《他们》,就不能不提及《老家》。我甚至认为《老家》其实就是《他们》的前身。韩东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大概在他读大二或者大三的时候我们开始通信联系。1982年他被分配至陕西财经学院工作后不久,就开始联络他在大学期间办文学社团“云帆”时结识的一批同学和朋友,准备办一个民间刊物将大家重新聚集起来,共同写作并鼓舞士气。因为大学时代他们那帮同学所办的文学社刊物被学校有关部门粗暴地查禁了,这个事情甚至还影响到当时一些人的毕业分配。加上大家各奔东西后,天各一方,需要彼此温暖,找到类似文学之家的感觉。我所以这么说,是记得韩东当时来信建议我和他的大学同学们如杨争光、王川平等人建立通信关系。第一次给他们去信时,我还很粗心地将分别写给他们的信装错了信封,于是他们自行调换了一下后分别给我作了回复,弄得我很尴尬和惭愧。因为我和他们之前并不熟悉,只是听了韩东对他们的介绍,因而信的内容可想而知是大同小异的一番话。(2015年,我参加《深圳特区报》“诗歌人间”诗会,才和杨争光第一次真正谋面,说起三十多年前的因诗“相识”,都有点感慨与激动。)在韩东倡议下,就在西安办起了一份叫《老家》的刊物。韩东是当然的主编。《老家》的主要成员基本上是山东大学出来的一批人,如小君、杨争光、王川平、吴冬培、郑训佐等,本地的一开始就是丁当等一两个人,除此之外可能就是我了。这个刊物因条件限制,应当说比较粗陋,我看到的就是用蜡纸刻写后再油印的,二十个页码左右,好像是一共出了三期。前面是发诗歌作品,后面有一点读后感之类的言论,也有作者之间的通信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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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韩东回到南京后起意兴办的。因为当时他看到了兰州封新城办的《同代》等民刊后,读到一些好诗,也结交了一些好诗人,他希望有一个共同的刊物能被这批诗人认可并将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呈现、共同写诗,向保守的诗坛发起集体冲锋。1984年6月,韩东以要照顾母亲为由提出申请,想从西安调回南京。1984年夏天,《老家》在韩东调到南京审计学院马列教研室任教后就停刊了,也可能之前在西安就不办了。
1984年底,韩东和小君结婚后的那个冬天,我去南京看望他俩,就住蓝旗新村他们家。记得我摸到他家不久,正好他刚刚从外面回来,取回了南京艺术学院的画家丁方专门为刊物画的一幅画,就是后来用在第一期封面上的一个男人手托鸽子的素描。我们都很欣赏这幅画。有点兴奋的韩东,反复对我说“绝对棒”。然后就是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谈的名字就是丁当、于坚、吕德安、马原、李潮、苏童、乃顾、雷吉等一批人。韩东拿出他们的手稿近作和我一起看,有的还读出声音来,这些就是后来发在第一期上的来稿或者他专门约来的稿子。他们夫妇也告诉我听到的关于这批人的奇闻逸事。还听说了许多朋友为它取的候选刊名,记得有乃顾取的“诺尔贝”、于坚取的“红皮鞋”等等。当时我建议想不出更好的名字就继续叫“老家”得了,好像丁当和小君也有此意,认为这样有延续性,但韩东坚决不赞同,说对其他不是在“老家”时期认识的朋友和没在“老家”上发过作品的人不公平,容易给人太小圈子和太小气的印象。后是由韩东自己确定了他为这本新刊物所取的刊名《他们》,后来被大家一致认同、叫好,事实上这个名称也确实与众不同,朴素大方,别有意味,体现了《他们》的一种共同审美趣味。有一次马原从西藏来,大家约在韩东那儿碰头,苏童开玩笑说:就是要让文坛知道“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引得大家一阵哄笑。在这以后的多次聚会中,韩东为这个刊名也多次流露得意之色。回头想想,《他们》针对主流诗坛的“他者”意义和不同凡响确实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的。上述这批人也就成了《他们》早的主要作者。还有一点就是,当时我们收到的诗歌民刊大多是区域性的,就是说作者都相对集中于某一省份或者城市,而《他们》的作者分散于全国各地。《他们》中的小说作者我猜测可能是由韩东的哥哥李潮推荐来的,因为他哥哥当时在南京的一家叫《青春》的杂志当编辑。《青春》当年是很有影响力的刊物,从天南海北的作者来稿中会发现好的稿子,至少我知道马原、乃顾、苏童就是通过李潮的关系认识的。为什么我后来在编《〈他们〉十年诗歌选》的后记中说韩东是《他们》实际上的主编和灵魂人物呢,就是基于这本刊物离不开他的一手打造和为刊物所设计的理念。创刊初期,他联络几乎所有的人,也说服大家求同存异,事无巨细地全力操办,还要承担主要的政治风险,因为当时官方是不允许民间办刊物的,即使是内部刊物也要办登记手续。
因为知道《他们》第一期的亮相很重要,这一期基本上是由韩东一个人在操持,南京的几个主要成员出资凑了一点印刷费。1985年3月7日第一辑正式印出来,印数是2000册。之前在我的回忆文章中记成了1000册,后来问了老韩几个人,知道记错了。在第一辑的作品目录前标有“他们文学社交流资料之一”的字样,这也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的权宜之计。内文小说打头,然后是诗,诗的分量重一些。小说有李苇的《我为什么进不了电视台》、阿童的《桑园留念》、乃顾的《我的秋》、马原的《拉萨河女神》。诗歌作者有于坚、小海、丁当、韩东、王寅、吕德安、斯夫、封新城、陆忆敏、小君以及贝斯、王述平、陈东东、李娟娟等。这期刊物还在内页中设计了一些插图。说实话,这本刊物不只吸引了当时优秀的一批诗人和小说家,还因办刊物聚集了南京美术界的朋友,比如后来的于小韦、汤国、雷吉、任辉、任戎、李小山、毛焰、杨明等人。当然他们中有的本来就是诗人。记起来,有一年我们一起去江苏美术馆看展览,正好馆里面有个美术家们的会议,门口放着一本烫金的签到簿和毛笔,我们一帮子人在那个簿子上不仅签上大名,任辉还兴起题了几句话,大意是:我们都没到场,会开了也不算之类。《他们》第一期封二是韩东为这期的主要作者每个人所写的一句描述性的话,记得马原是“西藏马原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坚是“昆明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为吕德安写的是“福州吕德安是一个幸运的诗人没有什么不幸的事情”,韩东本人则是“南京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为我写的是“苏北小海还是老样儿”。画家丁方的一句有点好玩,我记住了,是“丁方说这里不止是希望在闪烁”。刊物出来后主要由韩东、斯微粒、顾前等在南京的几个作者分别寄送各地作者。我在老家海安收到的一包刊物是从《青春》杂志寄出的。韩东当时给我写信用的信笺也是《青春》的。出乎意料的是这期刊物在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首先是各地未谋面的作者们为有了一个自己的刊物而欢欣鼓舞,其次是各地民刊和读者纷纷来信来稿,还有往刊物留下的联系地址寄信要求转给这一期的某个具体作者,有些信都没转到作者本人手上。记得我到南大读书后收到一封信是开口的,就是说信已被哪位哥儿们或者几个哥儿们打开集体传阅过了,一定是比较好玩才再转给我了。这在当时很正常。听说也有一些作者要求加盟《他们》。隔了几个月,我进南京大学读书后,又领了一些刊物到宿舍,给我的同学们看到了,一抢而空;对他们中一批有志从事创作的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该年秋天,我进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记得在新生入学欢迎会上我的一次朗诵。在大礼堂,本来是让新生表演几个节目后就是招待看电影。我上台朗诵前先隆重介绍了一番《他们》,接着读的是《他们》第一期上丁当的诗。我的那群坐在前排的死党们拚命喝彩叫好,而那些刚刚从中学升上来、还没离开过郭小川诗歌怀抱的同学们,在后排狂叫:不懂,不懂,这是什么破诗,下去吧,我们要看电影!前排的人则跺脚大叫:再来一首,再来一首。我一口气读完三首才“胜利”下场。虽然南大中文系是有诗歌传统的,远的不说,单是恢复高考后,就出了一批国内有影响的校园诗人,如唐晓渡、崔卫平、周晓扬、朱燕玲、高翔、贾晓伟、张伟弟等,但南大中文素以学风严谨着称,这次诗朗诵后不久,中文系党总支领导找过谈话,再三言明,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诗人的地方。
从这一年开始,我们在南京结识了许多南来北往的诗人。先后有西安的岛子,上海的孟浪、郁郁、冰释之,北京的唐晓渡、老木、马高明,四川的雨田等。有意思的是,除了这些诗人朋友外,我们也碰到过冒充某位诗人,对诗坛情况了如指掌,专门外出骗吃骗住的闲人。比如有一位从上海来的“江帆”,到系里面要到我的宿舍号,直接闯过来,说是在上海要办一个叫《海平线》还是《地平线》之类的诗歌刊物,向我约稿。我们招待他吃喝后又将他带到韩东家。后来知道他又去了南京市作协找邓海南,再去南京工学院找于小韦,临走还向于借了几十块钱作为路费。之后聚会时,我兴奋地问起于小韦怎么识破这个人是骗子的?他说其实在交谈中已觉得此人不地道,他吹嘘怎么采访费翔,一个牛逼烘烘的诗人怎么会去追星费翔呢?这位来南京组稿的诗人走后,于小韦为了核实一下心中的疑虑,向他留的电话打过去询问,是诗人的姐姐接了电话,说“天哪,他又在外面招摇诓骗了”。
在南京,当时《他们》中的一批诗人、作家们的聚会场所主要是蓝旗新村韩东、小君夫妇家,然后是南大中文系的宿舍,乃顾、李娟娟夫妇家,有时也去苏童和丁方执教的南京艺术学院,也定期不定期地去南京小九华山、鸡鸣寺和鼓楼的茶馆聚会,大家见面总要拿出新写的作品来交流并供批评。西安的丁当,西藏的马原,济南的普珉,上海的王寅、陆忆敏夫妇到南京来过几次,吕德安则利用假期和出差也来过几次,朋友们见面常常是通宵达旦谈诗、聊天,像过节一样。
1986年夏天的那个暑假,我和韩东以及同学贺奕商定了结伴去西安、九寨沟、成都、重庆玩。当时没钱,为攒路费,我和贺奕在学校就打份饭喝免费的汤,还跟同学借了钱。临行前,找到韩东哥哥李潮,开了一张《青春》杂志社的介绍信,大意是这三位同志都是我们《青春》杂志社的重要作者,他们要去贵处采风和创作,希望给予方便,并加盖了公章。其实这一路上都有我们相熟的诗人朋友们陪伴或者接待,也没人想到这个介绍信派上点什么用场。在西安,就是丁当负责接待。韩东和丁当陪我们去登了一下大雁塔,韩东的《有关大雁塔》那时已是名篇。参观大雁塔的人很多,排队时我的拖鞋被踩断了,丁当陪着光脚的我去摊子上买鞋的一幕还记得很分明。后来,丁当又一路送我们到宝鸡,被我们从火车上硬赶下去了。
《青春》杂志社的介绍信好像就拿出来一次。进九寨沟的时候经过南坪,正好看到镇上有挂牌子的是文联之类的还是什么文化单位,我们就去拍门联系,希望他们给予接待,大家想着,好能免票参观多好。屋子里走出一位搞摄影的中年人,满腹狐疑地打量我们,说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主要是旁敲侧击审查我们的身份,后说他们经费有限无法接待我们。但他终还是送了我们一本他的摄影作品介绍手册,至少让我们人没进沟就已经先看到了九寨沟的“风景”。
在成都,见到杨黎、万夏、马松、石光华、宋氏兄弟。在成都的第一场中午酒,杨黎就喝高了,其实我们仨都不能喝酒,杨是自己硬把自己喝高了,我们一起帮着将他抬到万夏家,他进门就一拳头先将万夏的房门砸破了,然后开始呕吐,惹得万夏的妈妈不胜其烦。下午,万夏陪我们会合马松一行去喝茶,结果半路上的一条巷子里,同样酒高了的马松就跟不小心擦碰到的三轮车夫打了一架,练习过拳击的马松将车夫的嘴角打破,血洒到地上。两人在缠斗时,警察赶来了,马松几乎又与警察动上了手。我们一行只好陪着到了派出所,警察将骂骂咧咧的马松铐在一根柱子上。万夏去找人解决,我们留下陪马松。马松要烟抽,一个年轻点的警察将点燃的一支烟递到他嘴边。我们说松绑吧。警察将他从柱子上放下来,与我们合坐一条板凳。马松猛吸一阵烟,又将剩下的那半截烟屁股传递给韩东,嘴上念念有词:哥儿们吸上、吸上。终,万夏去搬的救兵有没有来忘记了,似乎警察看在我们是外地来的客人分上,说算了,从轻发落吧,我们也才得以脱身。但中年三轮车夫在警察记录案情时,那仇恨的目光至今令人难忘。
在成都的那次,我和韩东还一起发了一个电报给昆明的于坚,邀请他到成都碰面,共同商量诗歌大计。后来于坚还真赶到成都,但没碰上,我们已走了。后一站到了重庆,见了王川平他们几个,在那儿住了几天。然后再从武汉乘船回到南京,坐在黑暗中的江轮甲板上,对着凉爽浩荡的江风,我跟韩东、贺奕说:诗歌真好,带给我们那么多友情和快乐!
我也参与过南京的一些诗歌活动。比如在南京当年有名的“诗歌角”,就是南大到南京工学院之间、靠近鸡鸣寺的一片小树林,我去朗诵过自己的新作。有一回,看到一位新疆诗人夹持着自己手卷的莫合烟,深沉地吸上一口,然后扬手指向树梢的方向,朗诵一句:“老鹰啊,你飞翔――”眼睛瞪着那飘扬起来的一圈烟雾,仿佛那是羽化升仙的天梯;又一口浓烟从口鼻处喷涌出来,之后的下一句是:“大地上永远啊,也找不到你的尸骨。”同样是在诗歌角,我还看到过一位痛苦万状、弯腰曲背像呕吐一样的朗诵者在表演。小树林有点泥泞,他的皮鞋上沾着新鲜的泥巴。
等到要出第二期《他们》时,恰逢“国际青年年江苏青年艺术周”在南京举行,韩东被邀参加筹备工作。他提出在艺术周内搞一次诗歌活动,将各地的《他们》诗友请到南京来聚会一次,后来因经费问题未能谈妥,退而求其次,由该活动组委会出资印了第二期《他们》。因经费充足,该期破天荒印了3000册。经李潮介绍,我专门赶去常州找到写小说的袁亚鸣联系刊物印刷等事,在他家红梅新村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清早的,他和他妈妈因为什么事儿杠上了,吵得不可开交,吓得我立马起床,落荒而逃。我和韩东还专程去溧阳的印刷厂校对过该期稿子。1985年9月刊物出来,封面仍由丁方设计,他和汤国、雷吉、莫鸣等人还为这期刊物作了一些插图。这期是诗歌打头,作者有雷吉、丁当、小君、于坚、李潮、王寅、小海、韩东,在“十一人集”栏目中有柏桦、张枣、普珉、徐丹夫、李苇、吴冬培、菲可、斯夫、裴庄欣、陆忆敏、陈东东等,小说作者有张慈、乃顾、苏童。艺术周期间,在江苏美术馆搞过一次诗书画联展,这样,我们又结识了作为画家的于小韦和任辉。于小韦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模拟室工作,他除了画画,也写诗和小说。我们去他宿舍,看了他的诗都感到奇特和惊讶,立即成了铁哥儿们。于是他的模拟室和宿舍也自然成了我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出第三期、第五期时,除了确定作者、选稿等编辑工作由韩东把关,资金也仍由南京的主要作者筹集外,不少具体的事情如联系印刷、版面设计以及部分校对等均由于小韦主动承担了,没有他的加入,这几期能否如期出刊是难以设想的。
《他们》第三期是由电脑打印后油印的,只印了200册,我已经没有原件了,手上有的是十多年前托浙江的朋友柯平复印了寄给我的,封面和内页正文都很模糊,拍照和扫描都难认了。这一期的目录就在封面上,作者是小海、于小韦、小君、于坚、任辉、普珉、吕德安、韩东、丁当,此外还有贺奕的评论《绝处逢生――由中国当代诗歌说开去》,这也是《他们》中出现的首篇评论文字。这一期没有小说,全部是诗。
我进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后,发现有一批和我一样热爱文学的同学,我们共同发起创办了南园文学社,组织了一些文学活动,并编辑了同仁刊物《南园文学》和《大路朝天》。这批同学中有杜马兰、刘立杆、姜雷、程士庆、曹旭、海力洪以及后几届的研究生张生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成为《他们》的生力军。《南园文学》创刊号上有系里的老师包忠文、裴显生、赵瑞蕻和刘心武、姜滇、徐兆淮、黄蓓佳、韩东等人的寄语,这些人大多是《南园文学》的社长程士庆约来的。在《南园文学》露面的,大多也是同班的一批同学,如程士庆、相峰、陈励、何健、薛彭生、李珂龙等人;还约了一批学长和外系的稿子,如贾晓伟、张伟弟、吴长缨、杜骏飞的文章;通过我组到了《他们》中韩东、小君、丁当三个人的稿子。
这期间,《他们》的诗人参加或自己搞过一些小型的活动,如丁当来南京,由我主持,在南大阶梯教室给他和韩东举办过诗歌讲座和诗歌讨论会。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讲座和讨论前,我们拿了当期出的几十本《他们》放在讲台上,丁当说,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到讲台前来取刊物并让在场的作者签名。他在每签好一个名后,都会立起来,将刊物递到学生手中并主动握手。这是一个诗人的风度。要知道,那个时代的“第三代诗人”们可都是以不羁和粗野而着称的。我和韩东在南京审计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也共同做过诗歌讲座等。记得去韩东任教的南京审计学院做讲座时,我还是个新生,傻乎乎地忘记将南大学生的白色校徽从胸前取下来,结果教室里有后排的同学大声咕哝,他凭什么给我们上课?害得主持人韩东一时还为我捏了把小汗。当时,由于大家常去于小韦在南京工学院的教工宿舍玩,自然也结识了南工正在写诗的吴晨骏,他后来也常来南大串门,他的同班同学朱文那一阵子也正在埋头写诗。大家与南京的一些诗人虽来往不多,但也有过一些交游,如韩雪、高翔、路辉、周俊、叶宁、黄梵、闲梦以及已调到南京农业大学教外语的柏桦。我的老朋友车前子也正巧进南大作家班读书,与作家班的一批诗人如周亚平等也就有了联系。
出《他们》第五期时,韩东认为需要有一个发言,因为《他们》从第一期出刊至今,从未有过类似宣言或表明态度性质的文字。因此,在《他们》第五期的封二上,韩东写了一篇刊首语“为《他们》而写作”,其中有这样一番话:“排除了其他目的以后,诗歌可以成为一个目的吗?如果可以,也是包含在产生它的方式之中的。……‘他们’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仅是一种写作可能。……‘他们’即是一个象征。在目前的中国它是唯一的、纯粹的,被吸引的只是那些对写诗这件事有所了解的人。”该期封面刊用了韩东的头像素描。从这一期开始,《他们》不再刊发小说,成为一份真正的诗刊了。本期除了在以上各期经常出现的诗作者外,又增加了一批新面孔,如刘立杆、大西、肖明、谷梁、赵微石、杨黎、唐欣、张弛、文钊、赵刚、阿白等。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他们》第五期出刊时间实际是1989年,但因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为了避免麻烦,特意在封底写上了“1988年11月”的字样。
出完《他们》第五期后,大家的生活都有了一些变化。先是上一年小君去了美国;再是南大的这批人毕业,除了李冯考研留校,杜马兰留校任教外,大多数人离开了南京。不久于小韦去了深圳,任辉跑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去了,因此,《他们》再出下去一时就显人手不够。当时,我们也曾建议请外地的成员轮流来办,后来联系下来条件也不成熟。这样《他们》就只好暂时休刊了。
在1989年至1993年《他们》休刊期间,由韩东提议,出过两期名称为《诗选》的打印作品集,是三十二开本的。《诗选》之一的封面用了一张任辉的剪纸。诗作者为朱文、小海、柏桦、刘立杆、吴晨骏、马页、于小韦。《诗选》之二是韩东与朱文两个人的合集。印数很少,估计在100本上下。
1993年,由于各地一批年轻诗人的出现,加上《他们》中一些老成员的提议,韩东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决定将《他们》继续办下去,资金筹集仍是老办法,由在宁的吴晨骏、朱文、刘立杆等人协助韩东编辑。《他们》第六期很快就出来了。这一期的诗作者有丁当、小海、朱文、刘立杆、于小韦、吕德安、吴晨骏、韩东、普珉、陈超、杜马兰、朱朱、刘磊、南嫫、陈寅、李冯、张枣。刊物出来后,大家普遍觉得很兴奋,热情也有了,刊物又坚持办下去了。这一期出来后,朱文、韩东等人策划了一次对诗人的访谈活动。1993年下半年,他们分别采用当场或书面访谈的形式,完成了对一些诗人的采访。这样,在1994年出来的《他们》第七期中便有了很大篇幅的访谈文字。该期的诗作者除了上一期的大部分人以外,又增加了陈云虎、欧宁、伊沙、杨克等几个新面孔,同时有对于小韦、丁当、小海、韩东、于坚等五人的访谈;此外,还有普珉、欧宁的创作谈和沈奇的理论文章。这一期与以往各期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花了十个页码刊登了任辉的十幅剪纸作品。我印象中是从第六期开始,已在深圳创办了一家广告艺术公司的于小韦提出对今后《他们》的出刊进行赞助,为《他们》解决了一个后顾之忧。
从《他们》第八期、第九期开始,韩东提出改变编辑方针,由大家轮流坐庄做责任编辑,从作者的联系、作品的选择到印刷、校对等事务全部由值班编辑负责。1995年出刊的《他们》第八期、第九期基本上就由在宁的吴晨骏、朱文和刘立杆三个人负责了。第八期的诗作者队伍是《他们》出刊以来庞大的,除了《他们》的基本阵容外,新面孔就有侯马、王陵、皮皮、洪蓝、张生、马非、李森、阿坚、唐丹鸿、杨雪帆、徐江、非亚。该期还刊用了对于小韦的又一篇录音访谈,张生对小海诗歌的评论,杜马兰、伊沙、吴晨骏的创作谈及朱朱对《他们》的一篇感想式文字。第九期《他们》中出现的新面孔则有杨键、鲁羊、吕约,此外有韩东、杜马兰、小海、吴晨骏、刘立杆的随感和评论文字,还有张柠的一篇《翟永明论》。
出完第九期后,由于《他们》本身无法左右的原因,《他们》已难以再出下去,不得已而停刊了。1998年5月,由我和杨克编选的《〈他们〉十年诗歌选》由漓江出版社出版,首印1000册,半年后再版4000册。
《他们》停刊四五年后,由诗人于小韦资助,韩东等人又联络一批新作者创办了“他们文学网”,并办网刊一至十期,作者主要为“70后”和“80后”的一批作者,如朱庆和、李樯、巴桥、竖、粲然、欧亚、叙灵、张海峰、尹丽川、曹寇、李黎、横、乌青、杜撰、莫小邪、春树、陆离、李异、外外、溜溜、张浩民、巫昂、魔头贝贝、彭飞、张力、赵志明、崔曼莉等。“他们”的网站,延续了两年左右又关闭了。老《他们》这批人我比较熟悉,这些人其实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平时联系也并不太多。规模大一点的碰头都在2000年之后,记得在南京的半坡酒吧和先锋书店我曾分别参加过一次
“他们”的周年聚会,来聚会的都是以新人和“他们”的粉丝为主,老“他们”并没有聚全。倒是近年来,《深圳特区报》和他们的老总陈寅在打造“诗歌人间”文学品牌,每年秋天邀请一批国内知名的诗人、诗歌评论家、歌手与会,老“他们”诗人也得以碰头。我前后参加过好几次。全的一次老“他们”聚会是2011年,但我因为参加太湖半程马拉松比赛而缺席了,很可惜。
《他们》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前前后后有许多人参加。《他们》前面三期的作者基本可以归于“他们”的第一个时期。从第四期开始,应当说是“他们”的中期,也是热闹的兴盛时期。从1993年第六辑重新出刊到1995年第九期终刊,应当算是“他们”后期了,除了我们这些老“他们”外,新的面孔是更多了,作者达到四五十人的规模了。有些作者我熟悉,有不少人我是只听说或者读过作品,面对面时并不认识。
我对老“他们”
中韩东的情况为熟悉一些,因为他是我少年时代就结识的好友加兄长。后来,我也主动搜集过一些资料,先后写过《关于韩东》和《韩东诗歌论》。可能这也是关于他的第一个诗人论。他1992年从南京审计学院辞职后就没有再上过班,一直专事写作至今。他是每天早上从家里出发去他兰园十九号的工作室
“上班”
,中餐有时自己带去,有时在食堂解决,晚上回家或者有时在外吃饭、会会朋友,持续了许多年。他前期写诗,大约在1990年以后以写小说为主,主要是中短篇小说,虽然他对诗人这一称号十分看重。2000年以后,转而以写长篇小说为主了。这些年他陆续推出的长篇有《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扎根》、《知青变形记》、《我和你》、《中国情人》。此外,1998年,和朱文等发起题为“断裂”的文学运动。2000年―2004年参与文学期刊《芙蓉》的编辑。曾主编“年代诗丛”一、二辑,“断裂丛书”第一辑。我个人的第一本诗集《必须弯腰拔草到午后》就是作为“年代诗丛”中的一本,在2003年出版的。他还为贾樟柯写过一个电影本子《在清朝》,也亲自参拍过几个小成本的电影。近转做导演,拍摄他自己的一个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在码头》。他的诗歌作品又有新的收获,已结集出版《他们》。我也为他历年来的诗歌作品选《韩东的诗》做过编审工作。我大学时代的四年中,差不多一至两周就会和韩东见面一次。那时约见面没有手机,起初连宅电都没有,从南大坐四路公交车过去后,如果他不在家,基本就调转头去兰园十九号他哥哥家,因为他常常会到那儿吃饭(他妈妈李艾华阿姨住在他哥哥家,烧得一手好饭菜)。我常常去那儿蹭饭。不管韩东在不在,他们都热情地留我吃饭聊天。有一次李艾华阿姨讲李潮和马原的笑话,说他俩就是两个小孩儿,在屋子里聊着聊着吵架了,随手抄起凳子要动手――才半天呢,两个又兴高采烈地和好了。在李潮家偶尔会碰见顾小虎,他也是《青春》编辑,家在李潮楼下。也碰到过叶兆言、徐乃健、黄旦璇来李潮家串门聊天的情景。我也带过同学到顾小虎家陪他下围棋。兆言那时在南大中文系读研,是我的学长,他们两家是世交,父辈就是好友。说起来,李潮和韩东的父亲方之还是《青春》的创办人。记得有时我带了同学去韩东那儿,会在他家门口坐等,冬天太冷,一伙人坐他家楼梯口默默抽烟的样子,让对面的邻居看着都起了疑心。左等右等没人影,一狠心,直接撬开大门,大家一涌而入。有了这次,下回来,只要他不在家,我们经常反客为主,有时碰到访客还代他接待。虽然气得韩东几次严肃声明,可我们总是嬉皮笑脸说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嘛。他的门锁是彻底坏在我们手上了。有时我们去得急了,不动手,干脆对门一脚踹开。直到韩东彻底换了牢固的新门锁为止。有趣的一次,是我和贺奕、李冯到韩东家,他郑重地跟我们讲一件事,说昨天买到一只奇特的鸡腿,烧好后不敢吃了,冷冻在冰箱里面,等着我们过来帮忙鉴定一下。我说,那就拿出来让我们瞧上一眼吧。当一只硕大的红扑扑的大腿端上桌来时,六只手抢上去,几分钟内传递在我们手上的只剩下一副瘦骨伶仃的腿架子了。我们仨摸着油嘴,爆发出一阵狂笑!在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苏州工作后,和他见面就是不定期的,有时一年见上好多次,有时间隔长一点。偶尔会通通电话。
老“他们”中的丁当是一位传奇人物,诗歌天才加商业奇才,有诗集《房子》。八十年代我们在南京见过几面,九十年代他去了深圳加盟平安保险,后来到北京,再到上海。2005年他在合众人寿担任总裁期间陪马原来苏州一起吃过饭。记得好多年前,我打电话找他,是女秘书接的,问我找谁,我说找丁当,她说没有这个人;我说我找丁新民,她说找丁总要预约。后来我跟他讲这件事,他说没那么夸张吧。前些年国庆长假里,他和韩东、于小韦约了来苏州,我们一起到平江路喝茶。他现在已是中国平安人寿的董事长。
我和于坚九十年代中期左右才见面,记得是在北京吴文光家,贺奕陪我到他们那儿。一屋子的云南佬,他们之间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近的几年中,每年可能都会见上一到两次吧。除了前几年他专程来苏州住过几天外,其他都在朋友组织的诗会上见到。感觉他对诗歌精神“大道”的坚守是老而弥坚。
普珉我大学期间在南京见过,1999年又在山东济南见过一面,普珉诗好那是公认的,人也很厚道。我们时常在微信上联系。我看到他爱上了走路,常常一天有三四万步的运动量,让我这个爱好长跑的都自叹不如。现在,我“熟悉”的那个济南就来自他在朋友圈发的路上的风景和人物。
和吕德安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是1986年,在韩东家。后来德安也来过南大我们的宿舍,一起去泡过茶馆和新华书店什么的。1991年至1994年期间他旅居纽约,以画谋生,收获了长诗《曼凯托》。他1995年从美国回来后就在福州郊区的山上自己动手盖了一处房子,再后来是娶妻生子。1988年他正式出版《南方以北》,十年后又出版诗集《顽石》,2010年出版有诗集《适得其所》。我跟吕德安近几年中每年在苏州和深圳见多次,他除了写诗、画画,还曾为“影响力中国”
网站主持一个诗歌栏目,向我约过诗歌新作。吕德安目前将画室设在北京,很多时间用在画画上。2016年我又去福州,他再次邀我去看看他山上的房子,指名要他的好友唐明修带我上山,但那天是一个朋友画展的开幕式,唐是馆长,要接待八方来宾,德安自己却远在美国,看来又得等下次了。
在《他们》中出现的小说家像马原和苏童已名满天下,就不用我多说了。
小说家顾前在《他们》中资格很老。我第一次被韩东带去他们家玩可能就是1984年冬天到南京那次,他和李娟娟新婚后住在一个老城区的平房里,那次好像是在他家吃的饭。他当时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业余写短篇小说,喜欢喝啤酒,家里面有不少空酒瓶。后来我独自去他家玩,也是热情招待我喝啤酒。他惜墨如金,东西写得很慢很慢,性格也很消极、散淡,他有一本短篇小说集《萎靡不振》。后来他离婚,也辞了职,在家专门写小说,产量却也不见增加。生活上虽然有些紧巴,但我见他还是一副乐天知命的老样子。老顾是上海人,从小其实是娇生惯养长大的,过去家境好。他跟我讲过他爷爷那辈人的一个小故事:老爷子七十多了,子孙满堂,过冬却总怪被子不暖和,家人赶紧给他张罗了一个暖脚的小丫环,不多久,丫环肚子就鼓起来了。和老顾碰头时,我们常开他的玩笑,问他要不要暖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老顾喜欢上了收藏,而且从一开始就把段位拉得非常之高。比如,他居然从南京的古玩市场上花了买几只板鸭的钱就淘到了包括《清明上河图》、“乾隆大帝的玉玺”等在内的稀世之宝。有时候,酒高了他主动提出来送一只玉玺给哥儿们开眼界玩玩去。
于小韦和任辉早是作为画家认识的。于小韦九十年代辞职去了深圳,一手创办了尼克设计公司。再后来就是半赋闲状态,只担任公司的艺术总监。每年都有几个月从深圳回到南京,住在江宁。南京一伙朋友到苏州来玩经常都是劳动他亲自开车拉来住上几天。他只出过很薄的一本诗集《火车》,收了61首诗,但已成为《他们》中的经典,享有很高声誉。任辉实在是很另类的一个诗人和画家。他当年住在南工边上一个宿舍里,每天都要写上十首左右的诗,之后他又迷上了剪纸,收集了大量的旧报纸在家埋头“创作”。勤奋的艺术家将他的作品几乎堆满了小屋子,我们去他那儿玩,床上、桌上、板凳上都是他的作品,他兴奋地请我们点评,我们以为看完了,他说等等,又从床底下拖出成堆的用报纸作材料的剪纸作品。他的激情与才华让我叹为观止。许多剪纸用作了我们的插图。后来他去了北京通县小堡画家村,再后来他娶了一位加拿大外交家,之后就杳无音信了。
贺奕、李冯、朱文、金海曙、楚尘等人都在北京,每隔几年我出差去北京总会碰上头。贺奕是从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先回湖南株州老家的教育学院教书,后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再到北京语言学院教书。他独身多年,教书、旅游、写小说、写评论,有小说集《伪生活》、长篇《身体上的国境线》,新出版的两部长篇是《第二支箭》、《五道口贴吧故事》。他干什么都由着自己的节奏,一直过着闲云野鹤式的生活。“他们”中几乎没有搞评论的,他算一个,但近年评论似乎也荒废了。
李冯是在我们离校后又在南大读了明清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回广西大学教书,1996年辞去公职后北漂,专门租了房子写小说,有短篇小说《多米诺女孩》、《16世纪卖油郎》,长篇小说《孔子》、《碎爸爸》,小说集《庐隐之死》等。他曾被誉为张艺谋的“御用”编剧,给张艺谋整了两个电影剧本,分别是《英雄》和《十面埋伏》,也是《卖油郎与花魁》、《另一种声音》、《王朗和苏小眉》的编剧,现在依然是以干编剧的活儿为主。我在苏州工作后,有一段时间住靠近火车站的齐门下塘宿舍,这一年贺奕和李冯暑假来看我,说我日子过得太简陋,他们俩居然帮我买齐了澡盆、席子等日用品。
朱文1994年辞去电厂的工作,做自由作家,他先是写诗,再写小说,再干导演,每个行当都那样出色。有诗集《他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小说集《我爱美元》、《因为孤独》、《弟弟的演奏》、《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长篇小说有《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电影作品因为有的还没有看过,不是很熟悉,在网上查了一下,有《巫山云雨》(编剧,1996年,根据小说《我负责调查的一桩案件》改编,获第14届意大利都灵国际电影节“佳影片”、第1届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潮流”金奖等多项奖)、《过年回家》(联合编剧,1999年,获第5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佳导演奖”)、《海鲜》(编剧、导演,2001年,获第5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团特别奖”)、《云的南方》(编剧、导演,2003年,在第54届柏林电影节上获“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获第28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大奖新秀竞赛金奖”和“国际影评人联盟奖”)。新的一个电影是《小东西》,主演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画家朋友毛焰,所以圈子里面的朋友也很关注。
金海曙和吕德安是老朋友,他们办过一个名为
“星期五”的诗社,我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曾读到过金海曙的诗,很好。他1982年从厦门大学毕业,1989年自费到日本留学。1995年获大阪外国语大学东亚文化硕士学位。毕业后做过一家中国公司的驻日代表,在东京工作一年。1996年,办事处垮掉,金海曙回国做过主管一家公司的文秘工作,后来辞职专事写作。记得他的小说集《深度焦虑》是韩东编的“断裂丛书”中的一本。2003年4月,他创作的话剧《赵氏孤儿》在北京人艺首演。好像出过林兆华版《赵氏孤儿》剧本和历史小说《赵氏孤儿》。此外他还是不少电影电视剧的编剧,如电影《一夜未了情》,电视剧《狐步谍影》、《双凤楼》、《父亲的身份》等,收视率很好,虽然公映后有的他很不满意,极少跟朋友们提起。
楚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广东编《岭南文化时报》时我曾给过他稿子,后来他回到南京编《东方文化周刊》时我们才见面。他也是辞职去了北京。他写诗、写小说,我在《作家》、《钟山》、《大家》、《小说家》上看到过他的中短篇小说。他现在的主要精力花在出版上。多年前他和韩东合作主编过几套着名的文学丛书,我的第一本诗集也是他出的。河北教育版的“外国诗歌译丛”也是他捣鼓出来的,在诗界有过广泛影响。近他还在推出诗集,如“新陆诗丛”。我的长诗选集《影子之歌》也是由他推出的。九十年代后期我去北京时往往可以见到贺奕、李冯、金海曙他们仨,因为那时候他们住得不是太远,几乎每个周末都要碰一次头。前些年去北京又加上了朱文、楚尘、杨明和陈蕾夫妇(我们的雕塑家朋友,一度他们的工作室设在北京)。
陈寅也是老“他们”,他从暨南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特区报》,从记者一直干到总编辑、社长,九十年代我就给他的报纸副刊稿子,也一直保持通信联络。他有浓厚的诗歌情怀,多年前倡导和打造的“诗歌人间”活动不仅是深圳的文化品牌,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经典品牌。
留守在南京的《他们》成员还有像吴晨骏、刘立杆、杜马兰、鲁羊。
吴晨骏八十年代就读于南京工学院动力系,他和朱文是同学。在南工这批写作的人中,我和他认识早。记得他在《青春》杂志发了一组诗后跑到南大的宿舍找我玩,他是泰兴人,和我半个老乡,我们一见如故。他是和李冯一起同期去北京闯荡的,后来又去福建,再是在海峡出版社的北京代表处,后来因照顾孩子回到南京。晨骏为人真诚、内敛,回到南京后的这些年中极少出现在朋友聚会中,几近失踪状态,前几年一个湖南的朋友叙灵来苏州玩时给了我他的新电话才联系上。他在筹划一个新长篇,是写明朝旧时江南的。之前他着有小说集《明朝书生》、《我的妹妹》、《柔软的心》,诗集《棉花小球》,长篇小说《筋疲力尽》。
刘立杆也是我大学同学,苏州人。他毕业后先回到苏州,在外办工作过一阵子,后来调南京,一直在南京规划局工作,写诗、写小说,不算高产,但很稳定,着有诗集《低飞》。他父母和妹妹在苏州,节假日回老家偶尔我们碰下面,总会找回大学时代的感觉,因为他快人直语的豪爽性情一直没变。
杜马兰,本名杜骏飞,在南大中文系比我们高一届,他毕业后留校,走上了学者之路,诗偶一出手依然是那样出色,有惊艳之感。他代表众兄弟们“坚守”母校,想再回当年的南园和北园去看看,合适的自然是去他那里,当然不是他的院长办,而是草坪、小树林和校园咖啡店。
鲁羊是我的海安老乡,早在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曾在一家出版社任编辑。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990年以来,又写小说和诗歌,几乎同时也有散文和评论问世,有小说集《银色老虎》、《黄金夜色》、《佳人相见一千年》、《在北京奔跑》,诗歌有《麻衣组诗》、《退缩之诗》、《绝对之诗》等,有长篇小说《鸣指》。记得九十年代有一次在苏州陪他去吴门琴人裴金宝先生家修琴,知道他是南京艺术学院古琴大家成公亮先生的高足。这些年似乎深居简出,多年没有见过他了。几年前一次陪他参加《深圳特区报》主办的“诗歌人间”活动。还有几位当年的《他们》好友近也有联系。
海力洪,在南大时比我们低一届,《他们》中当年的第一帅哥。他毕业后先回到广西柳州文联。有一次他约了我的诗在他编的报纸上发了,他们的头儿说,你怎么编了自己的诗就发了?因为同事常常就叫他“小海”。后来他读上海大学文学院王鸿生先生的研究生,再读南京大学的文学博士。他曾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供职多年,现执教于同济大学电影学院。他同时写诗和小说,出版有小说集《药片的精神》、《左和右》等多种集子。几年前,我到上海开会,我们在同济大学咖啡厅有过畅叙。他一张口,口头禅还是那句亲切的“锅们”。
阿白,是南京大学地质系的,他从学校过道橱窗中看过我的介绍和诗来宿舍找我玩认识的,他还是校队的运动员,诗写得清爽,也很硬朗。他也在《他们》上发过诗,但没有完全融入《他们》。他毕业后分回青岛。前几年我去青岛时又再次怂恿他坚持创作。反正,我们每见面一次,他就狂写一阵子诗。之后又是该干啥干啥。
张生,本名张永胜,他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时和李冯同学,我去李冯研究生宿舍时和他结识,他对文学的狂热和对朋友热切的情谊同样令人难忘。他在南大获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他是小说、理论、翻译齐头并进,有中短篇小说集《一个特务》、《刽子手的自白》、《地铁一号线》,长篇小说《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随笔集《可言,可思》、《哈佛红》,专着《鸡尾酒时代的记录者――〈现代〉杂志》,翻译有《文化批判理论:主题的变奏》及法国哲学家巴塔耶的翻译和研究着作等。有几年他在南京大学读博,时常要从上海赶赴南京,有时中途会在苏州停留,海吹胡侃半天,过一下“文学瘾”,打磨打磨寂寞的脑子。
李森,才华横溢的诗人兼学者,在云南大学读书、任教,直到院长,有《李森诗选》及《画布上的影子》等着作十余部。我偶尔到云南出差时去他执教的学院和他家里有过畅叙。
“他们”中更年轻一些的是朱庆和、李樯、曹寇、外外、赵志明等人,这是一批杰出的新生代,我和他们在苏州、南京的《他们》聚会上见过面。还有许多和《他们》颇有渊源的诗人,因疏于联系,近况无法得知。以上文字也可能因信息不确或者记忆有误而难免有所错漏,但他们都是让《他们》放光的人,这一点是不会错的。

“他们”到底是什么?这个解释权显然不是我能做的。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一堆人,去掉引号的他们,这里面包括韩东、于坚、翟永明、丁当、小海、陈寅、顾前、李苇、普珉、苏童、鲁羊、于小韦、朱文、吴晨骏、刘立杆、海力洪、李冯、金海曙……这是一个很长的名单。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成了着名作家或诗人,比如苏童,应该是着名的。但也有一些在所谓文坛上“消失”了,摇身一变成为国企老总、啤酒主义者,就不一一举例了。不过,即便改行他务,听说这些人可能仍然在写早年热衷的东西,有的秘不示人,有的只在小范围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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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只要是在民刊《他们》上发过作品的都算“他们”成员。这似乎也预示着“他们”并非一个流派,亦非一个组织,而只是一个以民刊《他们》为平台呈现的写作。但我们又似乎不能将所有在《收获》杂志上刊发过作品的人集体冠以“收获”,向无此说。这是否表明,民刊较之官方刊物,它更有某种同道性质,趋向于成为一个审美共同体,乃至于使这些作者之间结成默契和情谊?据我所知,上述这些人名,他们彼此的关系确实多为老友。
“他们”还存在另一个延续,起码韩东是这么说的。他认为1985年―1995年的十年间,十期民刊的作者们是“老他们”,以1998年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他们〉十年诗歌选》为“总结”。而2003年―2005年的“他们文学网”则可谓之“新他们”。“他们文学网”期间,笔者本人曾在论坛上贴过很多小说,也当过版主,主编过网刊,贡献过一百块人民币作为维持网站的费用。所以说,无论是韩东戏称,还是别人称我为“新他们”,我也不能反对。其核心倒并非当年混迹他们文学网的经历,而是一种基于阅读对“他们”和韩东本人的认同和敬佩。当然,“新他们”因为过于宽泛,不在本文叙述之内。
百度百科“他们”词条下有这样的描述:“《他们》是一份民间刊物,1985年创办于南京,截止到1995年,一共出过9辑。韩东是这份刊物实际上的主编和灵魂人物,他对诗歌的理解和个人趣味对刊物有很大的影响。”据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东在西安写完《有关大雁塔》调回南京后,才有了《他们》这份民刊。此前,韩东在山东读大学和在西安工作期间都编过民刊,回到南京主编《他们》,只是韩东本人的一个文学惯性,包括新世纪创办“他们文学网”亦然。韩东是一个勤奋的人,这不仅体现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匀速写作上,也体现在他总愿意“张罗”一些事。和朱文发起“断裂”调查问卷、主编“断裂文丛”、担任湖南《芙蓉》杂志的特约编辑、担任《今天》杂志的小说编辑,还包括他后来出演李红旗和贾樟柯电影里的角色以及现在自己拍起了电影。他总是气定神闲又精力充沛,总是渴求和力践“言”之外的“行”,这在他那一代作家之中并不多见。“行动起来!”每次见面,我似乎都能从他那张脸上看到这句话。韩东不是书斋型作家,我在他家也没有发现多少书,更不可能有考究精致、绿植茂密的书房。他仅仅是一介南京市民“韩先生”,从住处出发,单肩背着一个书包(早年书包里有其业已过世的老母给他盛午餐的一个铝皮饭盒),下了车,再匆匆路过鸡鸣寺附近打牌跳舞的退休老人,经过兰园正在有小贩杀鸡的菜场,前往他的工作室。夜归,他有时还能碰到一个疯子,后者孤独地站在路边,冲着天空间歇性地骂着脏话。但市民韩先生又总能在市民中被人一眼认出,我就有好几次在公交车上看到他,他走路很快,甚至是颠着走,从不东张西望,似乎只看下脚的地方,这使他的方向相当坚定。另外,他的光头太亮了,像他本人的指路明灯。
在韩东的文学行动中,主编《芙蓉》期间,他发现和推出了一批重要的诗人作家,尹丽川、李红旗、竖、乌青、朱庆和、李樯、赵志明等。时隔多年,韩东描述过当年的投稿状况。比如李红旗,寄来的稿子是写在稿纸上的。那年头电脑已经开始普及,杂志普遍拒绝这种写在稿纸上的自由来稿。但韩东还是一眼相中了李红旗小说中那种不卑不亢的诡异和决绝。我记得本人就订阅了那几年的《芙蓉》,每期都逐字阅读。那几年的《芙蓉》杂志在整个中国期刊界都可谓前卫至极,堪称广大文艺青年的时尚读物。不过这件事从另一个方面讲,韩东仍然仅仅是一名编辑。上述人等或许并不会因为韩东是否主编《芙蓉》而有所显隐,韩东只是在短期内集中抛出了这群人,而已。相比之下,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他和朱文1998年发起的“断裂”问卷调查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文学事件。这个事件充斥着立场和观点,那些带有暗示性的问题就已表明了这一点。针对八个问题,五十六个作家所提交的答卷中几乎一致性地给予了否定性的回答。让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了解这一事件的人已经不多了,或者彻底淡忘了,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可在我看来,那些问题仍然有效。比如:“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对你的写作有无重大意义?当代文学评论家是否有权力或足够的才智对你的写作进行指导?”比如:“你是否重视汉学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他们的观点重要吗?”它们指斥的不仅仅是现有的文学体制,也触及到了写作的初衷和目的等作家内心事务。我们为什么写作?我们是为了邀宠写作?我们是为了获奖写作?写作如果是为了扬名立万和“被译为多国文字”,那么它如何确保诚实?写作难道不是因为美因为爱,像爱情一样的东西?写作难道不是放弃占有而是撒手?总之,“断裂”事件多年来让我想到了很多问题。也正是此事让当时刚刚师范毕业在乡下一边教书一边写作的我感到豁然开朗。“断裂”于我等同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启蒙。蒙,就是昧,就是糊涂、昏聩和庸俗。但愿我还能遇到这样的启蒙。
“断裂”事件也可能是“他们”团体的一次爆发式集中表态,这一事件因为具有对官方主流意识的挑衅,一些作家的生计还受到该事件的影响。吴晨骏就曾说过“断裂”之后,自己小说的发表和出版曾遭遇到一些阻力。上文所提及的“摇身一变”也正是“断裂”之后的情形,这或许当以朱文离开南京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摇身一变”只是一个比喻性说法,那或许仅仅是一个生命阶段的结束。人生在前进,一群在整个青春时期沉溺于文学写作的人“正经”开始了各自的生活。按韩东后来的话说,“有的高升,有的还那样。”
既然“断裂”事件的发起人是“他们”的灵魂人物,参与者亦多如是,所以我认为“断裂”属于“他们事件”。事实上,我听顾前说,原始答卷要比后来公布的文档粗暴多了。里面遍布“狗屎”、“去他妈的”之类的粗言鄙语。他提到当年“串供”的细节,他问吴晨骏是怎么答的,后者答卷上粗话连篇,顾前看了自愧弗如,回家倒没有以更为粗俗的方式重新答一遍,而是更加“理智”、“温和”了。这个段子是否确切客观,我懒得考证。我想说的是,在“他们”成员中,并非所有的人都像韩东那样具有行动性。即便参与进去,与其说是被裹挟,不如说是跟着起哄,剖开来无非一幅游戏的下水。比如顾前,他就是韩东说的“还那样”的人。他除了每年憋三两个短篇,什么也不愿意干,就是喝酒。但这并非颓废,而只是他的方式。他热爱名山大川、奇闻异事,打牌喝酒,能烧一手相当不错的油焖排骨。如果没有酒局,早年他一份晚报能打发半日,后来发现央视的“百家讲坛”和鉴宝节目也挺能打发时间的。这些年,我和顾前走动较频,我们除了在酒桌上相遇,也在公园看大妈们跳广场舞喝酒,有时他还灵机一动,半夜拉我上梅花山上喝。那是冬天,我们在山中喝灌装啤酒,冷得不行。我告诉他,古代名士这么玩,是因为他们还有“小二子”挑着有炭炉的担子尾随,他不由得向往起来,并希望我下次挑着这样的担子出现。
因为身在南京,我接触多的“他们”成员当然是南京的。吴晨骏深居简出,我已多年没见,也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期刊和市面上也没有发现他的新作。鲁羊只在一些场合上碰到,他是南京师范大学一名风度翩翩的教授,写不写不知道,他的学生育邦则和他一样也弹起了古琴。刘立杆见得也不算多,他照旧在机关里当公务员,据他本人说,一直在写长篇。有次见到,我指责他搞神龙见首不见尾,“为什么不出来跟大家一起玩?”他则反唇相讥:“你们他妈的玩的时候叫我了吗?”确实,大家确实没怎么叫过他。韩东拍电影后,一起打牌的机会不多了,再说韩东不爱喝酒。目前看来,只有我和顾前经常一起喝,我们不仅下苍蝇馆子里,一起共赴某些莫名其妙的饭局,也经常在他家两个人喝到深更半夜。后来他告诉我,住在江宁的于小韦家附近新开了一个餐厅,里面有两层楼高的酒柜,各色酒应有尽有,尤其是扎啤深得他心,于是我们不远千里地赶赴于小韦处喝。于小韦可能是“他们”成员里低调的诗人,或者他根本就没想过自己是不是“他们”是不是诗人。他是深圳一个公司的老总,早已将业务交与下属,在南京过起了让人羡慕的自由生活。按顾前的说法,自由的前提是财务自由,于小韦在他看来显然无需考虑钱的问题,这也正是顾前总是拉着我去蹭于小韦一顿好酒的原因。于小韦人称“于导”,因为他拍过几部独立电影,并仍然在考虑下一部。此外他画画,养植和研究植物,书桌上就摆着关于植物的书。他家的那只大猫有时跳上桌子,途经书封上的枝叶,再静悄悄地跳到地板上,就像从树上跳了下来。于导也经常外出旅游。他说有次在美国,一列火车慢腾腾地沿着铁轨开了过来,于导就举起手机拍这列火车,火车司机也发现了这个在拍他的亚洲人,于是拉响了汽笛作为对这个亚洲人的回应。于导看到了他友善的面孔。于导说,这何止是善意,是幽默,也是一种觉悟。
应该可以这么说,“他们”群体在文学史意义上就是一堆年轻人。但现在,他们普遍年过半百。我向刘立杆提过一个问题,无论是心态还是打扮穿着上,“他们”没有主动当过中年人,可以预见的场面是,“他们”是一群直接从青年跨入老年阶段的老头子们。这个画面多少有点意思吧?
斯微粒,《青春》杂志首任主编斯群的儿子,韩东的街坊和世交朋友,比顾前大两岁,《他们》第一期的署名主编。这个主编的诡异之处是,他既不写作,也没有对《他们》承担过任何实质义务。他在工厂上过班,自己开过店,也可能干过别的,反正跟文学没有任何关系。但他确实是《他们》的主编,确实是大家的一位老友。他有两排整齐雪亮的牙齿,但是假的。我早见他,他没戴假牙,瘪着嘴,像一个慈祥的爷爷怀抱着一个女婴。事实上,那个女婴是他新婚不久后出生的女儿。有一次,我和顾前去他家玩,为了招待我们,斯微粒在家里翻箱倒柜找酒,后在床腿后面找出一瓶落满灰尘的威士忌,我们把这瓶被顾前誉为斯微粒将来给女儿作嫁妆的威士忌喝了。再后来,他就病了。癌症。然后很快就死了。临终几天前,顾前、朱庆和跟我去医院看他。当天春光明媚,他却卧病不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人瘦得已经脱形。按顾前后来所说,对比于站在病床前的朱庆和这个两百斤的大胖子,可怜的斯微粒正如他的名字一样轻如鸿毛。
送别斯微粒那天,我不在南京,但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韩东发的照片。春光明媚,枝头吐芽,这群面色红润的家伙正在欢送一位老友去另一个世界,没人面有戚色,有如踏青。我觉得这也挺好的。据说,当天还来了不少斯微粒的滑友。这些滑友据说都很哀伤。斯微粒生前因为陪女儿学滑轮,自己爱上了滑轮,而且滑得很好,还加入了某个滑轮俱乐部。斯微粒去世后,我写过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描述了一个场景:有一天我在路上走,一个戴着头盔全身武装的滑轮爱好者风驰电掣地从我身边滑过,又突然一个矫健的动作停在我的面前,他是那么年轻,那么充满活力。可是当他摘下口罩、眼镜和头盔,露出了干瘦的脸膛、凹陷进去的嘴,我不禁在心里惊叹一声:哦,斯微粒。事实上这事没有发生过,也不是我的梦境,仅仅是我基于小说惯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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