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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罢黜百家的“祸胎”是汉武帝种下的吗?

2019年11月16日 - 古典文学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可谓尸骨未寒。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却已大有炸平长安、彻底清算之意,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
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
本始二年,汉宣帝下诏,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此前,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庙号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
宣帝认为,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 何况,武皇帝也当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无数,挥霍无度,以至于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无仁德,岂能有庙号?
此言一出,朝野哗然。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这是圣意,岂能反对?夏侯胜却说:圣意又怎么样?人臣之义在直言。话已出口,万死不辞!
当然,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庙号世宗。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并流传下来。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
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 第二,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
实际上,夏侯胜说得并不全。如果愿意,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崇妖信怪,杀伐任性,喜怒无常。司马光甚至认为,汉武之恶几近秦皇,只不过他识好歹,受忠言,知对错,会用人,这才不至于亡汉。
然而即便秦始皇,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而在评价的立场。
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但吊诡的是,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请读这首诗: 绝大经伦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诗的意思很清楚: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而在罢黜百家。
这未尝没有道理。
的确,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苟如此,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只有奴才。
问题在于,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 未必。
事实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也就是说,罢黜百家,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独尊儒术,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至于民间,则百家既未罢黜,儒术也不独尊。
其实就连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张汤是儒家吗?卫青是儒家吗?桑弘羊是儒家吗?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
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汲黯不是吗?夏侯胜不是吗?司马迁不是吗?还有义纵,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义纵可是酷吏。但怎么样呢?也有骨头。
还有东方朔。
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滑稽列传》的,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对于戏子。然而,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竟然横戟拦在门前,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门。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宫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宫中闹鬼。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郎官不给,霍光去夺。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
权倾一时的霍光,也只能诺诺连声。
这并不奇怪。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诚如史家所言,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汉的气质,是雄大、弘放和深沉的。
气质变得柔美、空灵而内秀,要到中唐以后。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至于百家罢尽,万马齐喑,则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
汉,却是霸道的。
同样,汉也是开放的。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须的外国人,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就皈依了孔门,并关上其他的窗户。
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纯儒,而是公孙弘那样的杂儒,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儒术与法术杂糅,王道与霸道并用,才是他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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